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