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